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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抚州杀人案三年后:父母双双遇害,余生我能否“幸存”?

今年夏天,作为原告的康菲(化名)缺席了3年来她期盼已久的一场网络名誉权诉讼案庭审。

“是我主动放弃的,如果看到诽谤我们家人的网络施暴者的说辞,我会出现应激反应。”康菲解释。


(资料图片)

2020年8月初,一则骇人听闻的社会恶性事情被热议: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山砀镇发生一起入室杀人案件,造成2名老人死亡、1名儿童重伤,后凶手又杀死一名当地驻村干部。作案后,凶手曾春亮畏罪潜逃一周多才落网。康菲正是这对被杀害的老夫妻的小女儿,受重伤的是她二姐康亭(化名)的儿子远远。

但这并非这个家庭悲剧的收尾,父母被害后,这些原本无辜的受害人遭到了一波波网络谣言的重伤。

时隔3年,由这起杀人案引发的网络侵权案开庭。对康菲来说,就像是往涟漪不断的湖面里又投入了一块巨石。康菲开始像父母刚离开时那样,经常失眠。而和3年前不同的是,她知道这些应激状态很快就会过去。

最初的泥淖:非理性自责、拒绝承认现实

今年4月初联系康菲时,我想和她聊聊“如何治愈自我”。当时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早春樱花的照片。她是最早给我点赞的人。

我对康菲的印象,停留于3年前那通撕心裂肺的采访电话,“我父母都没了,这个世界上,我只有我自己了……”后来,她也偶尔会在凌晨给我留言,“睡了吗?我睡不着。”很难想象,是何种情境,她选择了对我这位仅是介入过这个案件报道的人倾诉。

我翻看了她的朋友圈,发现了她在今年初结婚的消息。她毫不遮掩地在镜头里笑。

以下是康菲和姐姐康亭3年来,对于“治愈”经历的讲述——

康菲:父母离开以后,我一直还在给他们发微信,就像是他们还在。有次我梦到妈妈在院子里,别人都看不到她,只有我看得到。她指着身边的衣服说:“这些不是我的衣服,这些是孩子的衣服。”

我从梦里一直哭到醒来,我给她的微信留言:“妈妈,我要怎么办……我要怎么活下去!”

他们以我最不能接受的方式离开。父母被害后的几天里,我都坐在父母的棺木中间,我爸爸躺在左边,我妈妈躺在右边,我甚至在想为什么躺在里头的人不是我?这是我在父母离开的那几周里,唯一的想法。

“怎么办?”这应该是至亲离开以后,我们都会问自己的问题。实际我们并不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,而是强大的无力感阻挡了我们理性的通道。

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。直到父母离开,我也没成立自己的家庭,对父母的依赖也最多。到初中毕业,我都和父母睡同一个房间。大学放假回家,父亲会来高铁站接我。可以说父母就是我的精神支柱。但现在,我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。

有一次回家扫墓,深夜我出去上厕所,发现我住的3楼灯亮着。那天我哥哥嫂嫂一早就睡觉了,我姐姐早些时候就确认关灯了。我忽然想起妈妈生前的一个习惯:她住的2楼灯的控制开关能连通3楼的灯。她知道我怕黑,每次我在家上厕所时,都会帮我在2楼开灯。那天,我就在想,是不是妈妈知道我回家了,在帮我开灯?

和离世的父母在微信上聊天的习惯维持了大概小半年。2020年底,我姐姐忽然和我说:“你知道吗?其实爸爸的手机一直是你嫂子拿着的。”嫂子和我素来不是很亲近。我一下子感到很私密很伤痛的事情被另外一个人围观了,就不再往父母的微信里发东西了。

母亲逝世以后,康菲还是会给母亲的微信留言。 受访者供图

或许也正是这个转折,让我开始把注意力更加往真实的生活靠了。

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和家人都陷入自责——我姐姐自责没有把父母接到深圳过暑假;我哥自责在第一次凶手潜入家中并且家里人报警后,为什么就放松了警惕;而我总在做一切不可能的假设: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叮嘱爸爸妈妈要关好家里的门?我如果把他们带出去旅游了,也不会发生这一切。我甚至会联想到自己这些年对父母没有尽责,很没参与感,自己很糟糕,是个“烂人”。

康菲的话,让我想起这对姐妹给外界留下的截然不同的印象。姐姐温和平静,妹妹倔强、情绪强烈。

2020年12月21日冬至日,是曾春亮故意杀人案开庭的日子。开庭前一天,康菲联系了几家之前报道过这一案件的媒体去庭审现场。那天晚上,康菲语速快到飘忽,吃饭时她点了多到一桌人吃不完的菜,直到姐姐康亭喊住了她。

大家看到的,总是康菲在网络上愤慨发声。唯独有一次是例外,因为康菲不断遭受网暴,负罪感特别严重。看到妹妹不堪重负的样子,在医院照顾儿子的康亭决定接替她在微博上发声。

康亭:2020年10月,我带着远远在深圳住院,康菲打电话来嚎啕大哭,她把家里人被网暴的截图发给我。听到她的哭声,我感觉焦虑,很想做点什么。但一切,就好像是拳头打在了棉花上,毫无作用。那时候我经常神经性头痛,疯狂掉头发。

或许和妹妹比起来,外人看上去我似乎是更加平和甚至理智的。实际上,情绪这种东西,极致的悲痛未必是能够外化的。而且我还有一个生命垂危的儿子。我总觉得,冥冥之中他是灾难里唯一的希望,也是父母想要极力保护的人。

人们常说,培养一个孩子要从零开始,而远远刚受伤时,我是从负数开始的。远远开始做康复训练后,很多天才开始说话,而且很多音都发不出来。他不会跳绳了,需要把绳子甩到面前,再过很久再起跳。绳子不断打到脸和头,我只好让远远戴上头盔和口罩。

因为大脑控制系统受损,他现在习惯了用左手做一切事情,即使是右手能完成的,他也不想用了。此外,他的语言和逻辑思维能力也下降了一大截。一句成分复杂的句子,他常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语序。而他之前是语言能力很强的孩子。

有时,他走在路上会不自觉拖着右脚走路。我知道这是那场灾难的后遗症,但我还是毫不留情指出他的问题。

我也想过,远远受伤时,那么惨烈的记忆会不会给他带来阴影。我带他去做了心理咨询,咨询师判断远远是一个心理非常健康的孩子,这件事在他大脑中没有留下特别大的阴影。他不懂人性之恶,他更愿意相信,那个杀人凶手就是一个“精神失常的人”。

解析凶手的动机,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残酷的事。我记得凶手庭审那天,我们姐妹俩都在原告席上一直低着头,止不住眼泪。对于他,那一刻不是简单的仇恨可以表达的。他在那里,面无表情地回答着问题,就像一个没有灵魂和良知的牲口。无论是凶手被判了死刑,还是法院受理了我们网络侵权的诉讼,一切都不能成为这场家庭悲剧的终点。

接受、认可“看起来糟糕的自己”

在深圳龙岗近郊这个高层住宅楼里,康菲家的窗景算不上优美:近处是一片低矮的城中村房子,水泥墙面裸露在外,衣物随意晾晒在露天的阳台上。再远一些,是一片山峦,透着岭南地区四季常有的绿意。但康菲却觉得,这样的窗边是最好的地方。起码,她可以看到这么多人在努力地为生活奔走。有时,甚至只是别人家飘来的一阵饭菜香气,都能让康菲觉得“在人间”。

康菲家窗外的景色。 杨书源摄

2020年曾春亮杀人案休庭后的下午,康菲告诉我她回家了,这是她在父母遇害以后,她第一次面对这个家。家里灰尘很大,小鸟衔着树枝计划在院子里筑窝。她想起以前父亲驱散这些鸟时总带着惋惜:“要是老房子,就让他们筑窝了。”父亲进家门不爱换鞋,就总爱在门口重重踩踏几脚,碾去灰尘后再进屋,嘴里还嘟囔着:“我的鞋挺干净的……”家里处处都是父亲的影子。

父母离开1个多月后,她回到了深圳。在自己打拼出来的小房子里,她开始感知到“失去生命很重要东西”的疼痛,并习惯接受“矛盾、受创”的自己。

康菲:有一次,我请的阿姨在家里收拾卫生,从冰箱里拿出一袋已经变形的速冻水饺,想要扔掉。我凶巴巴冲上去阻拦,因为这些饺子是我妈妈来深圳时给我包的。在这个家里,除了这袋饺子,她什么都没留下。

直到现在,这袋饺子还在冰箱里。我想既然不舍得扔掉,那也没必要强行和过去告别,就留着吧。

我现在的睡眠生物钟和别人完全不同。一般凌晨一两点睡,到第二天中午才会起床,中途会醒过来很多次。刚开始,我会认为这是我在消耗自己,但后来我发现,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。

这几年,我床边常年备着耳塞、眼罩、佛珠这几样东西。因为害怕,我不敢拉上窗帘,所以每天要戴着眼罩。害怕光,又怕见不到光,我就像是一个矛盾体,但是我也接受这样的自己。

父母离开以后,康菲常年都会在枕边放上安眠药。 受访者供图

回深圳后,很多关心我的人都劝我不要过度悲伤。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,如果我真的感觉很哀伤的话,为什么我要克制感情呢?

直到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“情绪一元论”的视频,我能自洽了。短视频里,主持人问小男孩“你认为快乐重要吗?”小男孩给予了否定的回答,因为“所有的情绪体验都是很重要的”。一元论者认为所有情绪都是等价的,他们把所有情绪当成一种“闪烁”,它正在试图告诉我们,眼下的生活正在经历着什么。但是在二元论的世界里,出于趋利避害,我们天然追求积极而厌恶消极,但这也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:我们会逼迫自己在低落的时候强行振奋。

确实,父母的猝然离开,把我心里砸出了一个很大的洞,我就是要允许所有的情绪自然而然发生,不要去克制自己。

我也去做过心理咨询,当时是我公司老板认为我需要帮助,就把她经常找的心理咨询师推荐给我,并让我使用她的咨询次数。

每次见咨询师,我都会在自我表达时哭得无法继续说话。有次咨询师问我:“你有没有想过,和父母好好告个别?”我忽然愣了一下,才发现直到那时,我一直不愿意承认,父母已经真的离开我了。

我大哭着对咨询师说:“我办不到,他们还在用另一种形式陪着我……”

在做了几次心理咨询以后,我不再继续了。一方面是我觉得这并不是最适合我的内心调节方式:很多时候,我需要的也不是“人间清醒”的角色。因为这种心理疏导带来的效果是暂时的,回归到生活以后,内心的困苦依旧难以排解。另一方面,这是我上司的卡,我实在不好意思让她负担我的心理咨询费用。

这两年,我和姐姐开始频繁地相约去做各种事情。原本独立的两个人黏在一起,彼此的痛苦会被冲散一点。我们会互相补充和爸妈相处的日常碎片,比如:爸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和我吵架了,我和姐姐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回忆版本。大多数时候,我们都是笑着开始回忆,以沉默结束。我们都在克制自己的情绪。

康菲睡觉时,总是戴着眼罩但同时拉开窗帘,让窗外的灯光透进来。 受访者供图

康亭:我最艰难的时候,不是父母刚离开时,而是一年以后孩子复学了,我一个人在家独处又没恢复工作时。

在情绪问题上,我不太擅长求助别人。我唯一的优点是情绪来了我就接受它。我感觉在这点上,我和父亲其实很像。我爸爸遇到什么大事都是很冷静的。

我记得家里出事那天是一个周六。我是第一个回家的人。看到父母已经没有生命迹象,孩子的头血肉模糊,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脚的存在了,不知道我是怎么挪步到我姑姑家里的。但大脑里,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打120,而不是打110报警。我知道,得先救能活下来的。在送远远去医院的救护车上,我浑身在发抖,但我也来不及哭,我想的是今天是周末,可能没有手术医生。我身边也没有手机,就恳请救护车上的医生赶紧为我联系脑外科医生,请医生务必在院内等待我们去做手术。我想,遇事冷静,这就是父亲在基因深处为我留下的品格。

我和妹妹没有垮掉,也是得益于我父母给了我们幸福的童年。我们富有安全感,可以心无旁骛去思念、去行动,在泥淖里也有向上的生命力。

生活里有些光透进来了,不安又期待

康菲在和我分享自己近期生活中那些可喜的变化时,忽然在某些瞬间欲言又止。她立即开始陷入焦虑,不断地追问我:“如果把我现在的生活又写上去,会不会又有人来指责我。”

当我指出,她或许有些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后,康菲沉吟了片刻,表示认同。

去年,康菲认识了自己的人生伴侣,一个比自己小6岁的男生。在正式谈婚论嫁前,她才决定把自己这段“受害者”经历和盘托出。她没有直接和他解释,只是拿出了手机,请他看自己曾经的微博。这个微博,是她在父母遇害后的发声渠道。看完后,男友抱着康菲哭了,说了一句话:“你信不信?我是你父母派来的。”

与康菲相反的是,康亭获得新生的方式,恰恰是在父母离开后,决心离开了一段“名存实亡”的婚姻。

姐妹俩都在甩脱曾经,但有一重“鬼影”,总是亦步亦趋——针对这个受害者家庭的网络暴力。其中一位网暴发起人辛平,还是江西抚州公安的公职人员。他从2020年事发后涉嫌煽动网络情绪,并以“摄影师老卡”的微博名传播出康家被凶手盯上事出有因的言论。6月开庭以后,当事人承认了部分在网络有损康家的不当言论,表示可以给予经济赔偿,但不愿公开致歉。他的代理律师认为,双方确实存在冲突,但并不构成《民法典》意义上的侮辱、诽谤,不构成侵权。

网络上,诽谤康家人的言论。 受访者供图

康菲:相亲认识我丈夫时,我记得我加上他后说的第一句话是:“你一个武汉的,加我一个深圳的干什么?”

我也不愿意透露自己真实姓名,我害怕对方会上网搜索我的名字,于是就让中间人告诉那位男生,我叫“菲菲”。

刚开始,我对这位小我6岁的男朋友提出了各种质疑。但是他依旧很执着地做着许多事情。比如他悄悄放弃了原本发展不错的岗位,到深圳总部接受调岗培训。自从他知道我家地址以后,快递就没断过。他给我买了一个小电扇,觉得我吃面的时候如果太烫了,可以用得上。到我家就在小推车里装满零食。

以前,我总会间歇性觉得低落,认为自己连父母都保护不好。他也没有刻意纠正我这种想法,只是反复告诉我:“你什么样都好,这就是你最真实的样子。”

不到半年,我就和我男朋友结婚了。这是一场哭哭笑笑的婚礼,我多想让我的父母看到我身边的这个人啊!做花童的远远看出我的心思,他拉了拉我的衣角,劝慰我:“我知道你一定很想外婆。”

现在,我把我私生活的这些细节全都说出来,也很担心会成为新一轮造谣我的素材,编造出另一个版本不堪的故事。我的家庭受这样的伤害太多了。

我已经在今年6月开庭前的很长时间里,“戒断”了我的微博。我觉得如果一直更新微博、为自己发声,只会让自己陷得更深。能重拾自我保护的本能,我觉得也是“治愈”的一部分。

和我父母同期遇害的,还有一位乐安本地的驻村干部,这家的女儿也在深圳。后来我们还在深圳会面过一次,我甚至当时揣测这位受害者的妻子有优越感,因为她丈夫是政府工作人员,她拿到了抚恤金,而我家没有。后来回想起来实在觉得好笑:为什么受害者还要分出三六九等?

似乎“完美受害者”的可耻观念,还在作祟。作为这样一个刑事案件的受害者,我们家应该是生活条件不如意的家庭,才配得到关注。

我老家的村庄里,许多人似乎有着根生蒂固的成见。我依旧记在我家出事后,很多镇上的人都在揣测:是不是这家和小偷有宿仇,或者是为富不仁,才被小偷惦记了?我为这种受害者有罪论感到心寒。

回到我生活的城市深圳,原本相对陌生的社会却更友好。我的一位同事会在知道了我家里的事情后,给我送来一束花,她对我说:“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安慰你……”还有一位我身边的姐姐,在我最艰难的时候,提议要来陪着我。还有一次,有人找到我老板,希望她能规劝我放弃起诉辛平,选择庭外和解。我老板当即表态:“这样丧良心的事情我不能做。”她们做的这一切,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被托举的力量。

与此同时,我每天又在网络上和恶意狭路相逢。“这家死了的父亲是老赖。”“这家的小女儿每天出头,马上就要直播带货了。”……我常会想,在网络上平白污蔑我的人究竟是怎么样的?他们或许是现实世界里的失败者,却可以在虚拟世界肆意伤害我。

康亭:孩子受伤以后,我和前夫正式离婚了。是家庭变故给了我这份勇气。以前我总会觉得过得体面很重要、孩子的未来必须符合我的期待……渐渐的,我不太注意自己内心在想什么,丈夫对于我也就是凑合着过的生活伙伴。

但是现在,当我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后,我常想:为什么我还不为自己活着呢?

我开始感受自己的存在,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存在。人生的上半场已经过去了,下半场我希望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快乐,能够让人生变得清晰。接受死亡、接受生命的有限是我人生的分界点,如果不是父母就这样离开,我不可能真的明白。

所以自从父母离开我之后,我最快乐的一天,就是我离婚的那天。我有勇气打碎一些“看上去很不错”的东西,去面对最真实的生活样貌。

同在感: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

一个工作日的傍晚,康菲收到一个快递,是舅舅从老家养鸡场寄来的一只散养鸡。她娴熟地把鸡从冷链包装里取出,用刀沿着鸡的骨架,切割成3次可以吃的量。

康菲也没有想到,自己会在而立之年后,迅速学会做这些家务。她现在想起来,思念是一种驱动力,她想做一些父母曾经做过的事情,以此获得一种同在感,这是她抚慰自我的方式。

康菲:总有一些细微的证据表明我在缓解。比如父母刚离开时,我的购物欲一下降到了零。结婚时,我爱人送了我一个我喜欢了很久的包,价格不便宜,但那一刻我竟然觉得有些“无法承载”。

不过最近一年,我也开始恢复对原本喜欢的东西的关注,比如饮茶,我会托朋友从各原产地帮我带价格不菲的茶叶,也舍得花上千元买茶具。人就是这样,你会因为重大变故搁置你的一些习惯,但你生命里的一些本能和底色是不会变的,该喜欢还是会喜欢。

康菲这几年养成了喝茶的习惯。 杨书源 摄

最近的一个梦,我看到了妈妈,我问她怎么才能随时见到她。妈妈的答案是:“你看到身边谁对你释放善意,那她就是我的化身。”我妈是一位农村的主妇,这其实不是她平时说话的风格。但我愿意相信这是她说的。

我们带着他们的基因去看这个世界,我觉得我此刻的生命,我的意志,就是他们生命的延续。

我发现我对生命的追求真的变了。我现在依旧无法适应全天在办公室工作,就居家办公。为了服众,我主动要求老板给我降薪。要是放在以前,好胜心强的我,会失落的。在2022年夏天唐山打人事件发生后,我一整晚都没睡着,就觉得生命怎么可以被这样蹂躏和践踏呢?以前我是一个很自我的人。但是现在,我似乎变得悲天悯人了,也会在一些社会新闻中,看到背后一些人的处境。

现在,我对于维护良好社会运行秩序的渴望加深了。比如广场舞扰民、邻居垃圾杂物侵占消防通道等,都会成为我站出来的理由。

康亭:我去年查到过一些相关条款,在孩子受伤1年后可以做伤残鉴定,这样他升学考试中的体育考核或许能免考。作为母亲,我当然焦虑远远在受伤后运动能力上比不过同龄人,不公平的起跑线会让孩子受到二次伤害。所以刚开始,我是希望远远去做这个伤残鉴定的,但他的第一次伤残鉴定被驳回了。

后来有人说可以帮我们和残联沟通,重新评定他的伤残等级,交换条件是希望我们家能走调解的路径。我立即拒绝了,我觉得孩子的事不能和案子混在一起。我也做好了让孩子参加体育考试的准备。

从一开始,远远就不想去验伤获得残疾证明。我和他解释:“验伤也是为了让你能在更公平的环境下参加中考,并不是为了证明你真的有问题。”

后来即使第二次残疾评定通过了,我也决定不再告诉远远了。我和他都下定决心,就按照正常孩子的要求来。即使他豁免了中考体育考试,他未来求职成家的路上,也不会有豁免权。

康菲:这几年,我的大脑里,总会回忆我妈妈做饭的口味,也总想还原父母生活的一些痕迹。我发现,最容易实现的是煲汤。沿着父母的行动、思考轨迹去生活一段时间以后,我渐渐能获得一点释怀。

比如母亲作为家庭主妇,操持家中大小事务确实很辛苦。但同时,守护一家人也是她最大的心愿,很多时候,她也应该是甘之如饴的,守护家庭是他们这代人最大的心愿。所以,我不必为她的人生选择觉得委屈、遗憾。

有时候,我很想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平行世界。死亡不意味着结束消失,而就是我在深圳他们在老家,我在老家厨房他们在大厅,我在大厅他们在卧室吧。

有时我也在担心,我的个体经历对于其他有相同遭遇的人,是否有效。因为我有许多外部的支持资源,比如相对宽容的工作环境、专业的心理咨询资源、以及我和姐姐之间互相扶持的默契,这些未必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复制的。我是万千不幸的人当中,又算是幸运的那一个。

我想即使到现在,我也无法说我已经治愈了。只不过是,父母留给我的温暖和品性,成为了我自愈的方式。我想因为父母的离开,我还会经历许多次至暗时刻,但我明白,每一次我都会蹚过去的,这些是必须要来的跋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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